包工头愣住了，看着支票上的金额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：“强子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这笔钱，我不拿回家。”王强的声音平静但有力，“我要用它，就在这片工地上，建一个农民工健康登记站。不要多大地方，一个集装箱就行。”

他看着包工头错愕的脸，继续说道：“以后，不管是你手下的，还是别家队伍的，只要是在这片地上干活的兄弟，进来干活第一天，就来我这里登个记。姓名、工种、工期、有没有基础病。以后谁在工地上倒下了，或者将来查出什么毛病，这里就是第一份证据。名字，必须留下。”

板房里一片死寂，只有远处打桩机的声音隐隐传来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是叩问着人心。

包工头盯着那张支票，又看看王强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，他想起了法庭上的那一幕，想起了网络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评论。

良久，他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颓然坐下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……我给你腾一间最好的板房，水电我包了。”

王强转身出门，迎着漫天尘土，他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弯下了腰。

但这一次，他咳完之后，却咧开嘴，无声地笑了。

那笑容里，有释然，也有比黄金更坚韧的东西。

胜利的涟漪，正以更温和的方式扩散。

社区团购群里，阿珍没有再组织大家去法院门口，而是发起了一场名为“药盒回家”的行动。

“各位邻居，我知道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些闲置的、没过期的常用药。我们的战斗胜利了，但老家那些叔叔伯伯的病痛还在。我倡议，大家把这些药品放进透明的盒子里，随最近返乡的车辆、快递，带回农村。让我们的关心，也‘回家’。”

她在自己准备的第一个药盒上，贴了一张小小的便签：“这盒阿莫西林，曾属于一个想在上海活下去的父亲。现在，它属于另一个需要它的人。”

三天之内，两千余个贴着各式便签的“爱心药盒”，踏上了归途。

它们的目的地，有些是偏远乡镇的卫生所，有些是建筑工地的临时医务室，还有的，干脆就挂在村口那棵百年老槐树的枝丫上，任有需要的人自行取用。

老杨的媳妇从树上取下一盒降压药，看着便签上“祝您平安”四个娟秀的字，捧着药盒，眼泪无声地滑落：“俺还以为，外头的人早把俺们给忘了……”

而在市第一人民医院，刚刚被“明升暗降”调到档案室的张护士长，正在履行她新的职责——整理积压了数十年的旧医疗档案。

在档案柜最底层一个满是灰尘的牛皮纸袋里，她偶然发现了一批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由工厂统一组织的职工体检原始记录。

纸张已经泛黄，字迹却依旧清晰。

她惊愕地发现，当年已有大量来自纺织厂、采石场的工人被记录为“长期性剧烈咳嗽”、“肺部纹理增粗”，但在最终的汇总报告里，这些症状却被轻描淡写地归类为“季节性支气管炎”或“普通咳嗽”。

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心中升起。

她关上档案室的门，悄悄将这些尘封的记录一页页扫描进手机，并标注上当年的时间戳，与如今的尘肺病诊断报告进行交叉比对。

一个被系统性抹去了二十多年的真相，渐渐浮出水面。

当晚，她将所有资料压缩，命名为《被抹去的二十年》，用一个新注册的匿名邮箱，同时发送给了国内十家最具影响力的媒体。

做完这一切，她靠在椅子上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

窗外，城市的霓虹依旧璀璨，而她知道，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。

夏夜的风，带着麦子成熟的清香，拂过村头的豆腐摊。

老杨重操旧业，在清冷的月光下，推着那盘传承了几代人的石磨。

他的孙子小豆子蹲在一旁，安静地帮他往磨眼里添着泡好的黄豆。

豆浆的醇香，混着泥土的气息，弥漫在空气里。

不远处，那几台曾试图碾平麦田的推土机，像沉默的钢铁巨兽，静静地停在田埂边。

陈景明走过来，在石磨旁的小板凳上坐下。

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掏出手机，打开了一张照片。

照片上，是他妹妹童年时日记本的最后一页，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“狗剩哥说，麦浪翻滚的时候，声音那么响，就像是大地在唱歌。”

他看着照片，轻声对老杨，也对自己说：“也许……我们赢不了所有的仗。但只要还有人记得，这歌声是从哪里来的，就不算输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。

他下意识地抬头，望向远处那片沉睡的麦田，目光越过田埂，落在了更远处的山坡上。

在那里，一台早就废弃多年的森林防火监控摄像头，顶端的红色指示灯，在深沉的夜色中，毫无征兆地、幽幽地闪烁了一下。

就像大地，不动声色地，眨了眨眼。

这微弱的红光，像一根看不见的针，刺进了陈景明的意识深处，一种无法言说的危机感让他脊背发凉。

他想起了那些被抹去的档案，想起了那套庞大而无形的系统。

真正的对手，或许才刚刚从幕后投来一瞥。

三天后，陈景明压下心中所有的不安，独自一人，再次回到了那家一切开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